在中国，一种现象吮钾熨追成为潮流，常常只是眨眼间的事情。
2005杏揉动减年，我去美国读高中时，国内的学生出国读大学尚属少见。前年，我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实习时，为当时供职的美国杂志社写稿，发现出国读高中在大陆已经蔚然成风，自己当年申请的DeerfieldAcademy，每年的中国申请人已经翻了20倍不止。
如今身在北京，又是在一次写稿过程中，我发现自己采访的对象已经变成十三四岁的初中生，甚至刚满十岁的孩子。越来越多地，中国的家长正趁暑假的时候把孩子送去国外参加夏令营。电话那头稚嫩的童声，已经在向我描述黄石公园的优美景色和迪斯尼乐园的乐趣横生。
不出意料的，许多父母送孩子早早出国是希望能帮助孩子增加考上国外名牌大学的筹码。然而在对话中，我感到越来越多的父母希望替孩子寻找的，是一种中国无法给予的教育方式和社会环境。
“我的孩子属于在学校挂上名了的淘气，”一位北京的父亲向我描述他十岁、正在美国参加夏令营的儿子。“他喜欢的书读过几遍可以背下来，不喜欢的科目却无法强迫他学习。中国的教育对这样的孩子不合适。”
已经在中国流行了多年，例如“批判性思维”一类的西方教育概念，也已经在家长脑海中逐渐具备了具体而实际的意义。“在中国的文科教育里，它只教给你东西，事实，而不是教给你思维方法和逻辑，这是和美国最大的区别，”一位北京女孩的母亲解释，“与其在中国，还不如出国学一点真东西。”
另一位江苏的父亲言简意赅地说：“我希望我的女儿以后不要人云亦云。”
作为从国外读书回来的留学生，目睹这种变化让我感到十分欣喜。十几年前家长在书店抢购《哈佛女孩刘亦婷》的心态已经渐渐被一种更理性的态度所取代。比起学校的名声，他们更加看重的是教育在每个孩子成长中所起到的作用。
这种心态无疑也会对出国的孩子造成影响，改变他们的追求与对留学的理解。加之现在的学生留学日趋低龄化，在他们兴趣与性格仍然十分可塑的阶段便接触到西方的通识教育和对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这对他们吸纳西方教育的真谛会有意义深长的帮助。通过个人经历，我感到这种吸纳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人文学科的学习。然而这正是留学生在出国前，国内教育为他们做出准备中最薄弱的一项，也由此成为他们在留学时往往最被忽视的一个领域。
从国外回来，和中国的朋友们聊天，有时大家会开玩笑，将我们新一代的“小留学生”和二十世纪初由清政府、达官显贵或书香世家送出国的那一代“前辈”做比较，说在东西方社会受教育的经历可以让我们像那一代人一样，将两种文化融会贯通，中西合璧。
这样的比喻总让我偷偷汗颜。二十世纪初留学西洋的莘莘学子，成长在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起伏动荡之中。他们在出国以前许多人已经饱读诗书，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国难当头，各种思潮争鸣，为中国寻找出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留学海外的行为，也被赋予了历史使命，成为那一代中国人对未来的一种尝试与探索。